王畿（1498-1583），字汝中，別號龍溪，是為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王龍溪生於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時年十八歲，與張氏結婚，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正德十四年中舉，時年二十二歲，可惜中舉後會試不第。龍溪在二十四歲時拜入明朝中期著明哲學家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號陽明）門下，他是王陽明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龍溪從師陽明時，一開始對於所學還未下定決心，遂於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二十六歲時再次赴京參加考試，仍然不第。幾次的科舉失敗，使他心境有所轉向，在從師陽明時期，專心於老師的學問，並發展出之後屬於自己的重要學說。雖然幾次的科舉失敗讓他轉向於學問的研究，但是他仍未放棄科舉考試，於是在嘉靖十一年（1532）中進士，歷官南京兵部職方郎中等職，此一轉折點，也是他講學的開始。綜觀龍溪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一）受學於陽明時期（1521-1531）；（二）兩京居官講學期時（1532-1542）；（三）林下講學時期（1543-1566）；（四）晚年講學時期（1567-1583）。其一生講學五十餘年，明神宗萬歷十一年（1583）於家中琴堂，臥榻而逝，享年八十六歲。
　　王陽明之後，他的弟子以及王門後學對「陽明學說」（良知心學）有所發展，其弟子眾多，有許多亦有其特別的見解與造詣。依見解及地域之不同，大抵可分為以下三派：（一）浙江派：以錢德洪（緒山）、王畿（溪龍）為代表；（二）泰州派：以王艮（心齋）、王襞（東崖）父子及羅汝芳（近溪）最著名；（三）江右派：以聶豹（雙江）、羅洪先（念菴）為代表。其中則以王龍溪和羅近溪（1515-1588）成就最高，近溪年雖稍晚於龍溪，但並講學，當時的人對他們有「二溪」之稱。
王龍溪是王陽明晚年的大弟子，也是陽明所有學生中最有名的，他在世時便常引發爭議。他天資聰明、穎悟絕倫、思力敏銳，獨得王陽明晚年密傳，而龍溪亦自認為他對於老師的學問有真切且如實的了解與把握。在《王龍溪語錄．滁陽會語》中，他說：「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得始化而純。」龍溪指出王陽明之學問發展，可分為前三變與後三變兩個時期，第一期之三變即從少時開始的「泛濫於詞章」轉變到「出入佛老」最後至三十七歲的「龍場悟道」而有心境上之躍進，是以對於為學有所領悟，而其所悟即為「心即理」之悟。在「龍場之悟」後又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經過「默坐澄心，以收斂為主」至「致良知」再至「晚年的圓熟化境」的順適暢調之發展，陽明對於其所悟之學漸漸醞釀，最後有條理而中肯地提出「致良知」之說。由以上《王龍溪語錄．滁陽會語》所載，則可顯龍溪對其先師之學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之故，龍溪平生極力弘揚師教，不遺餘力，使王學成為明朝中晚期一股代替朱子學而興的思潮。
　　龍溪之學，是順著先師陽明之「四句教」的義理，而進一步地發展成為其最為重要且著名的「四無說」，而此「四無說」是龍溪在投入陽明門下不久，即在嘉靖六年（1527）時所提出來的，當時聰穎過人的他，不過才三十歲。關於「四句教」，龍溪於《王龍溪語錄》中提到：「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陽明的四句教法，是要人從日常受感性欲望影響的意念（有善有惡之意）上，下手作澄治的工夫。而工夫的根據即在「良知」，良知能知善知惡，是以，由良知來檢視意念的善惡，而作為善去惡的工夫，一旦工夫做得徹底，便可恢復「本心」原來至善（無善無惡）的狀況。而龍溪重要的「四無說」之內容則為：「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龍溪認為先師之四句教法並不是最直接、最究竟的說法，而是因時、因地、因所面對不同的人而有不同說法的「權教」（義理內容不變，只是陳述表說時的用語、指點方法不同）。既然藉由為善去惡的工夫，最後可以恢復至善的「本心」，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直接體悟本心，讓本心當下朗現，此不是為更直接、究竟的工夫？龍溪認為，若本心朗現而作為吾人生命活動的主宰，則「意」、「知」、「物」便都會像「本心」一樣，是無善無惡的，即此時的「意、「知」、「物」都是純善無惡，這即是「四無」的境界，也就是聖人的境界。
　　然而，對於龍溪的「四無說」的說法，與龍溪同為「浙江派」的另一位陽明的弟子錢德洪（1496-1574）（本名寬，以字行，改字洪甫，號緒山）不同意龍溪這樣的說法，德洪認為「四句教」是「師門教人的定本，一毫不可更易」，而龍溪「四無」的說法則是破壞了師門教法，於是兩人請陽明裁決，而當時陽明正奉命以左都御使的身份總制四省（兩廣與江西湖南）的軍務，即將出兵征討思田苗猺之亂，而這一段龍溪與德洪論辯的過程與陽明最後裁決所作成的記錄，即是後來有名的〈天泉證道記〉。
　　王龍溪的重要的思想除了「四無說」以外，他本人的「良知觀」、「致良知工夫論」，以及他對佛道二教的論議，與三教融合之三教觀亦內涵精深的義理思想，而《王畿集》則是他主要著作。關於王龍溪的著作，有幾個刻本，如明萬曆四年（1576）《龍溪王先生會語》六卷、明萬曆十六年（1588）《王龍溪先生全集》二十卷、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中鑒錄》七卷等。關於龍溪的評價，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對其便有褒亦有貶，明末大儒劉蕺山所說王學末流「玄虛而蕩」，也是指王龍溪一支而言。僅管龍溪的評價有褒有貶，但他的思想之於陽明學既有承接又有拓展，再者，龍溪的思想亦是解讀陽明心學之理論體系的重要範本之一，也是吾人了解陽明後學之思想狀況以及中晚明思想發展演變的一個重要參照系。平心而論，龍溪可說是明朝中晚重要的哲學家當是一無可爭辯的事實。


撰稿人：賴柯助